費孝通的《鄉土中國》寫于解放前的二十世紀四十年代，是一本通俗易懂的社會學著作?！多l土中國》不足五萬字，是一本典型的“大家小書”。

《鄉土中國》研究的是根植于中國農村的鄉下人。中國有幾千年的農耕歷史，“鄉土中國”在某種意義上是中國傳統的符號。在改革開放的當代中國，“鄉土中國”這一符號有著實實在在的研究意義。《鄉土中國》也在這個思想激蕩的時代里，成了暢銷書。

費孝通認為：靠務農為生的鄉下人世世代代附著在土地上，以定居為常態，即便因為種。種原因離開土地的農民，也像“從老樹上被風吹出去的種子”，又在新的土地上落地生根。定居下來農民附著在土地上，很少流動，鄉土社會成了生于斯、死于斯的社會。在缺少流動和變化的鄉土社會里，每個人都在一個“熟悉”的環境里生活。在相對穩定、熟悉的生活環境下，形成了許多鄉土中國的獨特現象：“規矩”即可約束行為，法律則大可不必；“常識”即可應付變化，“規律”就可有可無了。

中國人有“私”的毛病，費孝通從社會結構的角度來分析這個問題。中國人的社會結構“是好象把一塊石頭丟在水面上所發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紋”，波紋的中心是自己，推及的遠近視財富和勢力而定。波紋的中心既不相同，推及出去的圈子也就各不相同，一切皆以跟自己的親疏遠近為出發，因此中國人缺乏團體意識、缺乏對權力和義務的共識和遵從。在“推己及人”的波紋式社會結構中，也形成了維系人際關系的道德要素：“親子和同胞，相配的道德要素是孝和悌”，“朋友，相配的是忠信”，“在我們傳統道德系統中……很不容易找到個人對于團體的道德要素”。

鄉土中國的“家”通常是父親一系的“大家”，費孝通稱之為“小家族”。鄉土中國的家不但承擔了生育的基本功能，而且可以承擔政治、經濟、宗教等社會功能。而在西方社會，政治、經濟、宗教等功能是由單獨的社會團體承擔的。因此西方的家庭以夫妻間的感情維系，鄉土中國的“家庭”則以家法和紀律維系。以紀律維系家庭，反過來又影響了感情定向，造成了“男女有別”的現象。費孝通認為，鄉土中國不是一個法治社會，“但是‘無法’并不影響這社會的秩序，因為鄉土社會是‘禮治’的社會”，鄉土中國的“禮”靠社會傳統來維系和傳承。禮制不同于法律，亦有別于道德。法律憑借權力機構強加于個人，道德靠社會輿論維持，按照費孝通的意思，做事合乎“禮”則更像“憑良心辦事”的意思。

費孝通認為，薄弱的基礎決定了農業社會不能建立起強大的權力帝國，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也構建不出西方式的民主社會，鄉村中國“在人民實際生活上看，是松弛和微弱的，是掛名的，是無為的”。在鄉村中國，亦有一種發生在長幼之間的很強的“教化權力”，該種權力保證文化傳統的延續。

費孝通認為，在鄉土社會，血緣關系決定了社會地位。在穩定的社會之中，血緣又推而廣之為地緣。因血緣和地緣而形成了一個個關系緊密的社會群體。在群體內部，人們靠人情往來，這樣就限制了商業的發展。

費孝通認為，鄉土社會的穩定是相對的，只不過鄉土社會的變化極為緩慢。緩慢的變化緩沖了變化可能帶來的沖突，因此鄉土中國自春秋戰國之后，少見思想激蕩。緩慢的變化在名實分離的教化過程中得以實現——面對教化保持面子上的遵從，具體執行之中則遵循事實上的變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