對歷史題材的書籍，我的要求是通俗易懂，讀史亦是讀小說。蔣廷黻先生的《中國近代史》，帶給我的就是這種輕松愜意，以及諸多意外驚喜。全書五萬七千字，高度精煉概括了自鴉片戰爭(1840年)到抗日戰爭前夕(1937年)中華民族的百年歷史，沒有史料堆砌，沒有華麗辭藻，主題鮮明，史論兼具，先生娓娓道來，情真意切。

本書成于1938年。1938年的中國，處于抗日戰爭初期，中日戰場連連失利，內憂外患，民族存亡危在旦夕。而此時，蔣廷黻先生(1895-1965年)結束了兩年駐俄大使任務，即將奔赴行政院行政處履新，于炮火紛飛的漢口作短暫停歇，在此兩月間完成此書。深感國家舉步維艱，作者通過對中華民族近代歷史的強烈反思，積極探索著中華民族復興之路，字句間無不彰顯其作為中華兒女的赤子之心。

十九世紀初的中華民族依舊沉浸在“天朝大國”的迷夢中，國人傲慢、自大、守舊、愚昧。1840年的鴉片戰爭，英國大炮強行撬開了國門，“在鴉片戰爭以前，我們不肯給外國平等待遇;在以后，他們不肯給我們平等待遇。”自中英《南京條約》始，啟動中外不平等條約簽訂模式。比起鴉片戰爭的失利，作者更痛惜于鴉片戰爭之后，道咸年間的國人并未痛定思痛，依舊堅守著落后愚昧，意淫于“天國”夢想，喪失了最好的二十年發展光陰。“倘使同治光緒年間的改革移到道光咸豐年間，我們的近代化要比日本早二十年。遠東的近代史就要完全變更面目。”

彼時中國的出路，在于近代化，近代化之路在于科學化、機械化、民族化。對于習慣了八股文的舉國的體制，科學化，機械化于當時的士大夫階級(知識分子及官僚階級)來說無疑是晴天霹靂。作者對以林則徐為代表的道咸年間的士大夫作出這樣的批判：守舊、自保、缺乏獨立精神。林則徐是“禁煙運動”中的民族英雄，他在中西交往中較早意識到中國“技不如人，器不如人”。但是作者以為林則徐實在是有兩個。一個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林則徐，剛毅、正直，于西洋戰事中百戰百勝(而事實上，禁煙運動之后林已不再從事西洋事務)。另一個是作者心目中真正的林則徐，他意識到國之落后，彼之強盛，復興之舉唯有革新，卻從不公開提倡改革(作者以林交予朋友的信件為鑒)。“他讓主持清議的士大夫睡在夢中，他讓國家日趨衰弱，而不肯犧牲自己的名譽去與時人斗爭。”作為中國舊文化最好的產品，林文忠公尚以為自己的名譽比國事重要，他人自不必說。

咸豐年間，中法聯軍攻占北京城，以恭親王奕鱏、文祥、曾國藩、李鴻章等為代表士大夫階級逐步覺醒，領導發起“自強運動”。以國防的建設為目的，步步推進，發展近代化的交通、教育、經濟，相繼成立了軍械所、造船廠、學校、招商局等。1888年，光緒十四年，李鴻章成立北洋水師。作者高度贊揚了曾國藩及其他自強運動的領袖，但是舊社會舊制度，乃至改革者自身認知的局限性，“自強運動”帶來的改革是不徹底的。1894年中日“甲午戰爭”，北洋水師失利，也宣告了“自強運動”的失敗。

作者探索式提出了“自強運動”的失敗關鍵在于未進行徹底的制度變革。同時強調，只有強有力的中央集權體制才能實現一個民族自上而下，徹底的政治、經濟、文化變革。“統一而政權不集中或集中而運用不大膽，不猛烈，則近代化雖進行而不能快。”作者期待一個如十八世紀沙皇俄國大彼得時期的專制體制，通過中央集權強力推行自上而下的政治、經濟體制改革。“沒有大彼得的橫暴，舊馬斯哥的守舊勢力是不可能打到的……他是俄羅斯民族的大恩人。”而同光年間的中國名為統一，實不統一。曾李左諸人的事業不是國家通盤籌劃的事業。李鴻章雖在北洋背負創設新陸軍和新海軍的責任，但是他的財源僅靠北洋一隅，其他各省的協餉需靠李與其他督撫的私人關系。作者嘆道“只有絕頂天才始能創造新事業，始能為民族行百年大計。”“但是這些天才，沒有集中的政權作后盾，不知道歷史上有多少被庸人和群眾反對而消沒了。”

通觀全篇，蔣氏的《中國近代史》傾注了作者對中國歷史，中國社會的思考，在內外戰火交織，人民滿目瘡痍的歷史背景下，艱難摸索著復興強國之路。其間，好奇使然，讀了《蔣廷黻先生回憶錄》，了解先生西行游學，投身教育，再到臨危受命、棄學從政的人生經歷。《回憶錄》字里行間，閃爍著一個懵懂少年到鬢白精英的篤志救國之念。文字是最善于妝扮的，但我也無需糾結于那濃妝掩蓋下素顏的慘淡。總會有一些優秀人物，他們的存在是推動人類進步，推動文明發展的。所以在此，向那些有血性、有擔當、有智慧的歷史風云和精英人物致敬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