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

魯迅曾經談到一種情況：呼喚革命的作家在革命到來時反而沉寂了。我們可以補充一種類似的情況：呼喚自由的作家在自由到來時也可能會沉寂。僅僅在政治層面上思考和寫作的作家，其作品的動機和效果均系于那個高度政治化的環境，一旦政治淡化（自由正意味著政治淡化），他們的寫作生命就結束了。他們的優勢在于敢寫不允許寫的東西，既然什么都允許寫，他們還有什么可寫的呢？

二

我終歸相信，探究存在之謎還是可以用多種方式的，不必是小說；用小說探究存在之謎還是可以有多種寫法的，不必如昆德拉。但是，我同時也相信昆德拉的話："沒有發現過去始終未知的一部分存在的小說是不道德的。"不但小說，而且一切精神創作，唯有對人生基本境況作出了新的揭示，才稱得上偉大。

三

昆德拉之所以要重提小說的使命問題，是因為他看到了現代人的深刻的精神危機，這個危機可以用海德格爾的一句名言來概括，就是“存在的被遺忘”。

存在是如何被遺忘的昆德拉說：“處在一個真正的縮減的旋渦中，胡塞爾所講的‘生活世界’在旋渦中宿命般地黯淡，存在墜入遺忘。”

縮減仿佛是一種宿命。我們剛剛告別生活中一切領域縮減為政治的時代，一個新的縮減旋渦又更加有力地罩住了我們。在這個旋渦中，愛情縮減為性，友誼縮減為交際和公共關系，讀書和思考縮減為看電視，大自然縮減為豪華賓館里的室內風景，對土地的依戀縮減為旅游業，真正的精神冒險縮減為假冒險的游樂設施。要之，一切精神價值都縮減成了實用價值，永恒的懷念和追求縮減成了當下的官能享受。當我看到孩子們不再玩沙和泥土，而是玩電子游戲機，不再知道白雪公主，而是津津樂道卡通片里的機器人的時候，我心中明白一個真正可怕的過程正在地球上悄悄進行。我也懂得了昆德拉說這話的沉痛：“明天當自然從地球上消失的時候，誰會發現呢？……末日并不是世界末日的爆炸，也許沒有什么比末日更為平靜的了。”我知道他絕非危言聳聽，因為和自然一起消失的還有我們的靈魂，我們的整個心靈生活。上帝之死不足以造成末日，真正的世界末日是在人不圖自救、不復尋求生命意義的那一天到來的。

可悲的是，包括小說在內的現代文化也卷入了這個縮減的旋渦，甚至為之推波助瀾。文化縮減成了大眾傳播媒介，人們不復孕育和創造，只求在公眾面前頻繁亮相。小說家不甘心于默默無聞地在存在的某個未知領域里勘探，而是把眼睛盯著市場，揣摩和迎合大眾心理，用廣告手段提高知名度，熱衷于擠進影星、歌星、體育明星的行列，和他們一起成為電視和小報上的新聞人物。如同昆德拉所說，小說不再是作品，而成了一種動作，一個沒有未來的當下事件。他建議比自己的作品聰明的小說家改行，事實上他們已經改行了——他們如今是電視制片人，文化經紀人，大腕，款爺。

正是面對他稱之為"媚俗"的時代精神，昆德拉舉起了他的堂吉訶德之劍，要用小說來對抗世界性的平庸化潮流，喚回對被遺忘的存在的記憶。